小议直译与意译之间的关系(1)

直译与意译从人类的翻译实践产生开始就一直存在着，有着久远的历史。直译与意译的争论在中国起码能追溯到佛经翻译时期（罗新璋, 1984）。《句法经序》记载了1700多年前两者的一场争论（陈福康, 1992:14-17），并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这也是译者采用直译的根源。从那以后梁启超的“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转引自陈福康, 1992: 17）和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另外，鸠摩罗什反对直译，力主意译（刘重德, 1991: 46）。像这样的直译与意译之争一直到20世纪也还是亘古不衰。

在这些论辩中，各家是从视翻译为过程的视点开始的，而且事实上论者对直译和意译的界定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起点不同。很多时候论者们并没有在叙述同一件事。笔者欲以此为开端，归纳下论辩中各家的观点，将翻译方法的探讨变得更加深入。

1.狭义观

黄雨石（1988）与张经浩（1996），两位文学翻译家，都十分重视翻译方法，他们都持狭义的直译观，将两种方法的极端化及其所造成的错误误为方法本身。黄雨石认为，直译不必非得考虑整个句子的涵义，而且译文要完全保留下原文的语言形式，做到和原文字面相似，结构相同。至于意译，就不一定要保留原文形式，也不要求做到和原文字面、结构相同的翻译。他还说过，“这种从理论上讲似乎存在的划分，真有任何实际意义，或者说，在事实上真的存在过吗？”显而易见，这不过是作者自己设定的一个假想目标罢了。

张经浩则认为，直译与意译对于‘信’的理解相差很远，做法也大不一样。另外，只有在原语与译语的表达无形式对应时才存在直译与意译之分。这是作者自己的界说还是一种或几种观点的综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起码作者是认可的。很容易发现，翻译只存在一种方法，而且抹杀了语言之间或者说思维的共性现象是作者立论的一个隐含前提（presupposition）。

由此可知，黄雨石和张经浩有着相似的思路：a.翻译要传达原文的内容或意义;b.存在形式对应的翻译不是直译;c.无形式对应时直译要保留原文的表达形式;d.直译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行不通;e.死译就是直译。

综上，狭义的直译观起码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直译，也就是说既不是死译也不是逐字译。如此说来，通常意义上的直译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