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译风的大体浮躁问题。这直接导致了译书质量的粗糙。现在的环境氛围是争夺时间抢占市场,于是有些译者为了速度就牺牲了翻译的质量。他们没有读懂原作品就径直翻译,避重就轻,人名地名随意捏造,而与此同时责编和领导或放任自流或与之同谋,使得翻译之风每况愈下。,
还有,翻译人才的青黄不接问题。论学科设置, 翻译暂时无专业的学科地位;论管理体制,全国范围内也缺乏主管部门;论社会评价,一部书的成功往往只会归功于原作者和出版社;论经济效益,无论你是精益求精还是粗制滥造都是千字六十元,业余从事翻译的高校教师“翻译不算成果”的学术评价惯例就更不必多说了。
当今国内注册的翻译公司里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兼职,没有科学的管理方式,翻译水平也不均衡。这种薄弱当然不利于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由于没有准确、及时消化来自国际上的巨大信息流,会使中国在信息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有很多翻译家无不担心,中国是“翻译大国”,却非“翻译强国”。我认为问题的关键还是要通过加强统一领导和规范来确保翻译工作的严肃性和高水准。
相关条例方面,早于2003 年 11 月,国际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通过了《翻译服务规范》国家标准(系中国第一部关于翻译的国家标准)。现在,中国译协正着手于推动通过第二部国家标准《翻译服务译文质量标准》和其他标准。
另外,国家有关部门也采取了相关措施。《翻译专业资格 ( 水平 ) 考试暂行规定》和《二级、三级翻译专业资格 ( 水平 ) 考试实施办法》都是国家人事部控制翻译质量的措施。不过也有专家指出,这些措施或许能对导游, 口译、同传等行业有些效果,但却很难提高图书翻译尤其是文学和学术著作的翻译水平。
许钧呼吁要加强和引进翻译批评。这势必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翻译实践往健康方向发展,保证翻译实践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要批评那些盲目引进的、价值不高、甚至有害于我国文化建设的图书。就像季羡林先生所强调的:让中国的翻译事业真正起到促进中华文明发展的作用。
当然,翻译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也急需提高。当我们重新翻开朱生豪译本的莎士比亚作品、杨绛译本的《唐吉诃德》时,它们依然青春,给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巨大影响。正如同他们的译文,钱钟书、傅雷、董乐山等老一辈翻译大师对翻译的热爱,和不求名利、学养深厚、务求完美的译风都值得我们学习。
最后,杨宪益老先生说希望有更多喜爱翻译的年轻人从事翻译事业,避免浮躁,持续增加知识储备和提高文学素养, 翻译更多更好的国外优秀作品。还有,同时,传播中国的出色文化,让翻译成为沟通人们心灵的桥梁。